书作者认为，这一延误极为致命。因为迟滞不前的决策，等于不断巩固了人们应对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就业、住房等因素变化的认知，使得少生、不生成为一种路径化的选择。这期间，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又遭遇了经济危机，在这一段时间内人们以少生、不生来作为自己、家庭适应变化的选择。
这意味着，中国、韩国如果要避免在老龄化率加剧的情况下，生育率的不断下滑，就必须重视日本政府决策失调的教训。
其次，日本政府没能真正了解多数未婚者的需要。
书作者指出，未婚者不仅仅包含大学毕业、居住在大城市、有稳定工作的职员（公务员），而且更多的是没有大学学历、在中小企业工作，甚至服务于所谓零工经济的非正式雇用者。这种情况下，要提高生育率，必须首先致力于提高结婚率，要根据未婚者的现实困难出台政策。
但在当时（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少子化对策之中，恰恰仅仅注意到了书作者所说的第一类未婚者，也就是有大学学历、有稳定工作的企业职员和公务员，而没有注意第二类、数量更多的未婚者，并且在女性平权政策上迟滞不前。此外，日本政府也没有干预各行业企业的普遍做法，而是任由很多行业滥用劳务派遣、非正式雇用员工的方式，忽略劳动者现实处境，这就使得相当多数的未婚者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里，陷入巨大的经济困难，不得已只能以啃老、躺平、宅家的姿态，消极应对人生。
也就是说，偏向于企业的劳动政策，其本身起到了很强的阻碍婚育的效应。
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出台的增加幼儿园、保育设施，提供生育补贴、育儿补贴，延长婚育假等政策，就根本不可能起到增加婚育的作用。
第三，日本政府未能考虑到未婚者步入婚姻，以及完成生子面临的现实困难。
书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女性越来越明确地拒绝选择收入低的男性结婚，而且育儿成本的大幅增长——也就是育儿、教育等很多环节经由产业化运作，成本变得逐渐高昂，形成一种固定化的认知，人们为了避免这方面的麻烦，干脆不考虑结婚。
针对这种现象，日本政府只是像复读机那样，一遍又一遍重复灌输生儿育女的好处，鼓励男性帮忙带孩子——非正式雇用覆盖如此广泛，很多男性如果要养家糊口，就必须长时段地加班，或者兼营副业，确实也没有精力和能力帮助妻子分担育儿工作。
第四，日本政府没有意识到东亚社会与欧美社会存在巨大差别。
欧美国家曾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显著的生育率降低，但在后来出生率回调。这让日本政府看到了希望，也就是生育率下降被理解为一个阶段性的现象。
书作者指出，欧美国家的社会文化使得其家庭、婚育问题呈现几个特点：一来，孩子长大成人后有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习惯；二来，工作是女性实现自我的意识；三来，重视恋爱情感的意识，也就是恋爱至上。
相较而言，日本、中国、韩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特点则是：一来，家长重视体面，寻求门当户对，会尽可能帮助孩子完成成长，始终重视从教育到孩子长大后买房、结婚生子等问题，这意味着婚育选择就必须承担这些方面的责任；二来，规避风险的倾向，也就是如果不具备承担上述责任的能力，或者预期自己不能很好地承担上述责任，就会倾向于排除这方面的选择；三来，对孩子强烈爱护，不愿让孩子受苦。
东亚国家的上述特点使得很多年轻人的自立意识很差，选择长期单身“寄生”，不愿意选择婚育。很多女性也并不具备欧美式的“工作是女性的自我实现”意识，而优先考虑消费生活，换句话说，结婚生子必须以丈夫养家、提供育儿成本为前提，这增加了婚育选择的障碍。
联系到前面提到的非正式雇用增多的社会现实，很多人就会从内心中否认生儿育女对于自己具有现实价值。非正式雇用者的收入很低，将婚育选择认为是高成本的冒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