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玉器用料
（一）用料概述
对三星堆玉石器的材质鉴定起步于1995年，以肉眼观察古玉料的光学性质（无损），薄片鉴定古玉料的矿物组成（有损）和测试硬度、密度等力学性质（微损）为研究方法 [8]。但限于鉴定手段的精度不足，检测的样品数量也十分有限，对于三星堆玉器用料的特点未能形成全面的认识。近年来，随着无损检测设备精度的逐步提高，用料情况进一步明晰，原位无损检测显示三星堆一号坑中的玉器用料以闪石玉为主，占比90.76%，颜色多为青黑色，质地细腻；三星堆二号坑中闪石玉占比有所下降，为86.36%，颜色以黄褐色、青色为主；此外三星堆玉器还使用了蛇纹石玉、透辉石、玛瑙、大理岩、石英岩等广义的玉料 [9]。油浸法、扫描电镜和XRD分析显示，80.58%金沙玉器的用料为闪石玉 [10]，其他材料还包括斜长石、绿松石、石英、透辉石、玛瑙、化石、蛇纹石、叶蜡石、赤铁矿等，其中除斜长石（12%）和绿松石（4%）占比相对较大外，其余矿物和岩石的用量均在1%及以下〔图二〕。
图二 三星堆玉器与金沙玉器材质对比
（二）闪石玉溯源
刘建成等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蛇纹石玉料进行了研究，并沿鸭子河向上游追索，认为该玉料与彭州红岩山超基性岩中产出的蛇纹石在体量、结构、构造等特征上均相近，推知该玉料产自四川彭州 [11]。向芳等选取了金沙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5件玉器、1块龙溪玉和1块青色新疆和田玉进行了ICP－MS测试，通过稀土元素特征认为金沙玉器所用闪石玉料为龙溪玉[12]。然而，对于三星堆闪石玉料的溯源分析尚缺证据。
笔者团队在四川汶川龙溪玉矿野外考察时发现，虽然矿点位于汶川陡峭的山崖之上，交通条件差，但当地的开采和利用却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相比于矿床规模达上千公里的新疆、青海闪石玉产区，龙溪玉的矿体规模较小且分布零散，三个现代玉料矿口相距十几米，玉化层厚度以十厘米到几十厘米为主，未见厚层块状的玉料、细腻油润的籽料和白玉，古玉矿点不可辨识。龙溪玉是少见的区域和热液变质型闪石玉，从矿体新鲜面可见，龙溪玉片理化严重、工艺价值较低。龙溪玉矿点距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直线距离分别为89公里和108公里〔图三〕，周围水系中可见小块玉石籽料，矿点周边村镇道路的石阶上屡见玉化现象，说明龙溪玉在当地是易于被发现和利用的矿产资源。
图三 龙溪玉矿点与三星堆遗址、 金沙遗址的相对位置示意图
三星堆和金沙先民偏好使用的闪石玉料与新疆和田玉在颜色、结构、光泽等方面有显著不同，透明度和细腻度较差；器形均以扁片状玉璋、玉戈和细柱状/锥状的玉凿为主，立体的玉琮和圆雕玉器则较少［表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选用的绝大部分玉料很可能不适宜进行大型立体玉器在的加工。而四川本地的龙溪玉因片理化特征明显，呈薄层状产出，正适于加工成扁平状、锥状等器形，符合三星堆及金沙遗址玉料就地取材的观点。尺寸较小的玉璋在金沙玉器中占比较大，可能与龙溪玉矿点成矿规模小，后期开采使用难度大有关。
表一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相同器形玉器数量 （单位：件）
综上，从资源角度看，古蜀玉文化中占绝大多数的闪石玉料最可能是采自川西地区的龙溪玉。
（三）沁色成因
图四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闪石玉器的沁色情况 （单位：件）
笔者团队选取了三星堆玉器中一件具有代表性的青料色、具黑色和鸡骨白沁色的玉戈〔图五〕进行了拉曼分析。青料色区显现典型的闪石玉拉曼光谱，即在670cm-1的最强拉曼峰和在395 cm-1、1061 cm-1等的较强拉曼峰。黑色区域在300－1200 cm-1的拉曼峰与青色区域基本一致，但在1325 cm-1、1610 cm-1的强拉曼峰显示了无定形碳的存在 [15]。白色沁色区域仍存在395 cm-1、670 cm-1的强拉曼峰以及1061 cm-1弱拉曼峰，但是出现了以1013 cm-1为代表的透辉石拉曼峰，说明白色沁色区域以透闪石－阳起石为主要矿物，混合了少量透辉石。前人研究表明，闪石玉在受热过程中，随温度升高，青绿色闪石玉先变为深棕色，后在650－800 ℃因浸入的有机物质炭化呈黑色，继而在950－1100 ℃发生热相变并变白，透闪石－阳起石转化为透辉石 [16]。结合三星堆一、二号坑玉器埋藏于骨渣灰烬中的出土情况，可以断定三星堆玉器的黑化和白化与火烧有关。实际上，受风力影响，玉器在开放空间受热时瞬时温度很高，再加上燃料和器物具有一定叠覆关系，同一件玉器不同部分极易发生受热不均的情况。黑化部分受热温度较低，在热相变的临界温度以下；而白化部分受热温度较高，达到了900℃以上。XRF光谱分析结果显示〔图六〕，黑色区域未检测到Hg元素，黑色沁并非“水银沁”；Fe、Mn的元素含量在不同颜色区域无显著差异，可排除磁铁矿、黑锰矿等黑色铁锰氧化物的影响；Cu、S的含量在沁色区域显著提高，尤其是结构疏松的白化区域，可能受到了相邻的其他材质器物或周围土壤中Cu、S的沁染。
图五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玉戈K2③∶190的拉曼光谱
图六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玉戈K2③∶190的XRF光谱
从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中出土的玉器和金沙遗址目前已检测的玉器来看，沁色上的差异隐含着玉器在开采加工、火燎祭祀、意外事件等人为活动的干预，以及器物接触关系、埋藏环境上的不同，应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四）用料偏好
中国玉文化“寓道于器”的观念使玉礼器承载了神灵、天体、永生不死的内涵。青玉、青白玉、白玉、绿松石等青绿色玉料的光泽、颜色和透明度很容易联想到天色，因而被视为“天赐圣物”，与神明相通。青绿色玉石得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广泛青睐，三星堆玉器和金沙玉器对玉料颜色也呈现出明显的偏好，闪石玉多为青色－青灰色，部分呈现通体鸡骨白的白化现象，可能与天神崇拜有关。
从玉料和器形的相关性上看，三星堆玉璋、玉凿和玉戈多用闪石玉，其中二号坑玉璋的用料较杂，透辉石玉和灰岩的用料占比分别达到了约1/5和1/10［表二］ [17]，玉凿的玉料质地最好，显示出更强的光泽、更高的透明度、更细腻的结构。这种情况也延续到了金沙玉器，说明古蜀先民具备基本的岩石矿物学鉴定知识，在玉料颜色和质地的选择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偏好，体现了相近的审美特质。
表二 三星堆及金沙代表性玉器的材质比例
二 玉器加工
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玉石器半成品和废弃玉石料上可见切割痕和管钻痕。结合实验室考古和微痕分析可推知，玉璋、玉戈、玉璧等扁形玉器可能通过一种较锋利、带锯齿的金属工具完成切割，由木棒或竹管加解玉砂进行钻孔，多为单面钻孔；锛、凿、斧等经打制和解玉砂蘸水打磨 [18]。纹饰雕刻多采用阴刻，也采用“双阴挤阳”的方式制作外凸的纹饰效果。玉器表面经过了抛光，可能使用了皮革或木质材料。金沙玉器的切割方式包括线切割、片切割和砣切割，孔的形态和加工方式更加多样，出现了工艺相对复杂的牛鼻孔，较厚较大的器物多采用双面对钻的方式。纹饰的加工方式包括阴刻和阳刻，且阳刻技法成熟。此外，金沙玉器还应用了镂空、掏雕和“成型对开”的加工，大型牙璋则可能采取对向连续切割的方式 [19]。对比来看，三星堆玉器和金沙玉器的加工工艺没有显著的差异，但金沙玉器的加工水平存在显著提高。
2024年7月，三星堆考古团队首次公布了玉石器作坊的新发现，玛瑙籽料坑、玉石器原料、坯料和残片的堆积反映了玉石器加工的流程和技艺 [20]。当然，新材料、新发现还有待更深层次的科学研究，以进一步解决古蜀玉文化在加工技术上的关键问题，如解玉砂的矿物成分、玉器加工工具的形貌和材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治玉工艺的传承和发展等。
三 玉器器形
三星堆与金沙玉器在器形上既体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又独具特色。两个遗址中有17种相同的玉器类型，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见表一］。三星堆玉器中占比较高的依次是玉凿、玉璋、玉戈和玉斧，而金沙遗址中占比较高的则是玉璋、玉凿、玉磨石和玉璧（含有领璧）。三星堆玉器中占比较少的玉璧（0.44%）和玉镯（0.44%），在金沙遗址中却高达11.9%和5.95%。同时，三星堆一、二号坑中具有一定占比的玉斤、玉瑗和玉戚形璧等鲜见于金沙遗址，而金沙遗址的玉钺、玉箍形器等未见于三星堆一、二号坑〔图七〕。这种既相似又相异的特点，很可能与古蜀文明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中文化内涵、仪祭方式的转变有关。
图七 三星堆玉器及金沙玉器主要器形和数量柱状图 （单位：件）
1. 三星堆一、二号坑玉器 2. 金沙玉器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玉璋分四型，玉戈分三型，玉凿分六型 [21]；二号坑玉器以玉凿最多，分四型六式，玉戈分三型，玉璋包括牙璋三型和三件边璋 [22]。金沙公开发表的558件玉器中，玉璋分三型二亚型五式，玉凿分二型，玉戈分五型二亚型四式 [23]。三星堆玉器和金沙玉器所共有的主要器形体现了古蜀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从玉璋的对比上看，三星堆一号坑C型玉璋、二号坑B型玉璋和金沙A型牙璋具有相同的射部〔图八：1－5〕，这一特征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等中原地区出土的玉璋形制相近 [24]，反映出自三星堆至金沙，中原文化对于该区域的影响始终存在。然而，三星堆二号坑特有的A型玉璋，在金沙却没有出现〔图八：6〕；三星堆二号坑中的唯一一件C型玉璋，与金沙B型玉璋相近〔图八：7－9〕。
图八 三星堆玉器和金沙玉器主要器形对比
从玉戈的对比上看，金沙C型“玉戈”和三星堆一号坑A型牙璋形制完全相同〔图八：10－14〕；三星堆一号坑C型玉戈、二号坑A型玉戈与金沙D型玉戈形制基本相同〔图八：15－17〕；三星堆一号坑A型玉戈和金沙Cb型I式玉戈形制相近，但在射部和阑部有所不同〔图八：18，21〕；另有少量玉戈为特有形制，即三星堆二号坑B型和C型玉戈是三星堆遗址独有〔图八：19－20〕，金沙A型、B型和E型玉戈是金沙遗址独有〔图八：22－25〕。数量占比最大的玉璋和玉戈证明了金沙玉器继承了三星堆玉器的形制特征。
玉凿和其他共有器形还体现了三星堆玉器与金沙玉器在器形特征上的差别。三星堆一、二号坑的玉凿形制多样，在长短、厚薄、刃部形态和单面－双面开刃等特征上均存在不同。金沙玉凿形制多样性相对较低，以凹刃凿形器为主，较三星堆玉凿有显著差别〔图八：26－31〕。此外，金沙玉器中玉璧、玉环、玉镯和玉琮在数量和形制多样性上远高于三星堆对应器形。
通过对共有器形的对比研究，可知在占主体的玉器器形组合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基本一致。两个遗址在占比较小的器形上有所区别［表三］，可能反映了仪祭方式等方面的细节差异，但二者整体较为相似。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紧密联系，集中体现了古蜀文明中的玉文化特点 [25]。
表三 三星堆和金沙特有玉器数量对比 （单位：件）
四 玉器纹饰
三星堆玉器纹饰大多出现在玉璋、玉戈之上，以双线框纹、菱形纹和回形纹等简单纹饰为主，复杂纹饰集中于“祭山图”玉璋〔图九：1〕。这件玉璋编号为K2③∶201－4，出土自三星堆二号坑，形状大体呈四边形，最早被归为边璋 [26]。朱乃诚据其上端宽且为斜边，下端收缩为柄，柄上具穿，射部和阑部有被截切的痕迹，认为其是一件由牙璋改制而来的玉器 [27]。这件玉璋上的图案表现了三星堆古蜀人祭山的场景，玉璋两端各有一幅，两者基本对称，均由五组图案构成，自上而下分别为：1.头戴平帽人像（射部三人一排，柄部两人一排）双手放于胸前，呈站姿；2.两座山峰相连，山间刻有一个类似舟形的符号，山两侧各有一只大手呈半握拳状自天而降，并用拇指压住山腰，山内有云气纹和⊙形纹；3.两组勾连的云雷纹；4.头戴穹隆顶帽人像（三人一排），抱拳拱手于胸前，呈跪姿；5.两座山峰相连，山峰的图形元素与上一组一致，山间刻有一个粗大的弯尖形符号，尖端朝下，山两侧各有一件牙璋，射部朝上，明显是三星堆二号坑A型牙璋，也即前述三星堆特有类型。黄剑华认为第二组图案中两山间类似舟形的符号是天门的象征，代表了死者魂归大山的观念，第五组两山间粗大的弯尖型符号是象牙，可能有驱邪、殴杀山中精怪之意[28]。叶舒宪等学者认为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体现了文化多样性，比如藏族、蒙古族的左衽服式以及椎结、辫发、光头等发式[29]，族属问题在“祭山图”的人物造型上也有所体现。此外，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了带斜边和云雷纹的边璋K2③∶194〔图九：2〕，和“祭山图”玉璋类似，也存在由牙璋改制而来的特点。三星堆一号坑B型牙璋K1∶235－5射部为神鸟造型，器身中间刻绘一件完整牙璋的线图，该牙璋与二号坑B型牙璋形制一致，同样颇具代表性。
图九 三星堆和金沙玉器的典型纹饰
1. 三星堆“祭山图”K2③:201-4 2. 三星堆二号坑斜边云雷纹边璋K2③:194 3. 金沙玉璋C:141 4. 金沙玉璋L10:16 5. 金沙玉琮C:61 6. 金沙兽面玉钺C:7 7. 金沙玉人面像C:167
三星堆玉器照片均由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刘毓供图；金沙玉器照片均采自前揭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第125-250页
金沙玉璋C∶141中存在“心形符”，可能代表神鸟[30]〔图九：3〕；玉璋L10∶16上可见四个一致的肩扛象牙呈跪姿的人物图案〔图九：4〕，面部特征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风格相同。人物下方有纹饰，由两道折曲纹、四条平行弦纹构成，可能代表了《周礼·秋官·壶涿氏》中记载的用象牙的魔力殴杀水神的祭祀之术[31]。此外，金沙四边形玉璋上的云雷纹或勾曲纹，以及玉戈阑部的双线框纹和菱形纹、回形纹，在三星堆和金沙玉器中都有出现，体现了二者之间的相似性。
除玉璋外，金沙玉器的良渚式长玉琮〔图九：5〕、兽面玉钺〔图九：6〕和玉人面具〔图九：7〕也具有繁复的纹饰。金沙良渚式长琮在形制、人面纹饰、上射下端的人型图案、雕刻技法、用料和使用痕迹六个方面均指示其由良渚文化流传而来，非金沙本地制作[32]，其上端射口外壁的纹饰有可能是“皇”字的象形[33]。兽面玉钺制作于一块白色闪石玉之上，边缘以减地法及阴刻线法相结合雕刻出具有浮雕效果的对称兽面纹，纹饰精巧，兽面形象与商周时期中原青铜器上的纹饰相近。这两件玉器体现出了古蜀地区与长江中下游、中原地区的交流。玉人面像两面对称，为侧视图，头戴长冠饰、眉长眼大、鼻勾嘴阔、耳长面方的整体造型与三星堆 K2③∶296铜神坛第三层山形座旁边的侧面人头像几乎完全相同。
五 结 语
本文从玉料、沁色、加工工艺、器形和纹饰的角度，对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进行了对比。得到以下结论。
1. 三星堆一、二号坑玉器和金沙公开发表的玉器在用料上均以闪石玉为主，其在三星堆玉器中占比九成左右，在金沙玉器中占比八成左右。除闪石玉外，金沙玉器还使用了更丰富的宝玉石材料。玉凿等特定器形的玉料更细腻，反映出古蜀先民在用料上存在独特偏好。从溯源的角度看，现有的实验结果均指向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闪石玉质玉器的成分特征与龙溪玉相近，表明三星堆和金沙玉器很可能是就地取材和加工制作的。三星堆和金沙玉器均以细柱状、锥状或扁片状的玉器为主，立体圆雕较少，侧面反映出其玉料更可能是片理化明显的四川龙溪玉而非新疆和田玉。玉器沁色上的差异可能由火烧导致，指示出火燎祭祀或意外事件等人为活动、器物接触关系及埋藏环境的影响。三星堆玉器和金沙玉器颜色以接近青天的青色－青灰色闪石玉为主，这种颜色偏好很可能体现了古蜀文明以玉通天、通神的价值观。
2. 三星堆玉器和金沙玉器在加工工艺方面均采用了锯、凿、钻、磨等方式，使用动物筋毛、绳、竹管等工具配合解玉砂加工。
3. 三星堆一、二号坑与金沙遗址中的部分玉璋和大部分玉戈形制相同。部分玉璋特征与中原偃师二里头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璋相近。金沙遗址的C型玉戈与三星堆一号坑A型牙璋形制相同，反映出部分玉戈与玉璋存在紧密联系。三星堆玉器中玉凿占比最多，金沙遗址中玉磨石、玉璧、玉镯占比显著高于三星堆相应器形，可能反映了两个文化在祭祀礼仪上的差别。
4. 三星堆玉器和金沙玉器有或繁或简的纹饰。三星堆 “祭山图”玉璋中描绘祭山场景的纹饰，金沙玉器中的肩扛象牙跪姿人物四边形玉璋描绘的可能也是祭祀活动的一环。金沙玉琮、玉钺等玉器上繁简不一的纹饰体现了古蜀地区与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
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记录了青铜时代一脉相承的古蜀文明，具有极高的国际关注度与辨识度。金沙玉器体现了对三星堆玉器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以极具蜀地特色的青玉材质、祭祀主题纹饰为核心，与青铜器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古蜀文明礼制观念、宗教信仰与审美偏好；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体现了中原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等多元文化的交往交融，是构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研究材料。随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不断推进和新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在诠释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突出价值将不断明晰和深化。
附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为本研究提供了大力支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孙华教授对本文撰写给予了指导，特致谢忱。
[1]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第455-467页。
[2]陈显丹《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研究综述》， 《四川文物》2007年第2期，第59-63页；许丹阳 《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十年》，《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第51-62页；陈德安、陈显丹《上古巴蜀文明的重大发现——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文史杂志》1987年第1期，第39-40页；陈显丹、陈德安《试析三星堆遗址商代一号坑的性质及有关问题》，《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第27-29页；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97页；敖天照《三星堆玉石器再研究》，《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第39-45页；何崝《三星堆文化玉石器综论》，《史前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6-422页；房龄《三星堆与金沙的玉料产地》，《文史杂志》2007年第5期， 第15页。
[3]杨伯达《牙璋述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3期，第41-47页；邓淑苹《牙璋探索——大汶口文化至二里头期》，《南方文物》2021年第1期，第201-222页；冉宏林《试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刀形端刃器的制作年代》，《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第40-50页。
[4]陈德安、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4页；陈德安、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25-250页。
[6]李学勤《论金沙长琮的符号》，《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第15-16页；朱章义、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第4期，第66-70页；王方《金沙玉器类型及其特点》，《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第66-72页。
[7]向芳等《金沙遗址玉器的材质来源探讨》，《江汉考古》2008年第3期，第104-108页；向芳等《成都金沙玉器的稀土元素特征及 材质来源》，《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2008年第1期，第54-56页；Bao et al, Nondestructive analysis of alterations of Chinese jade artifacts from Jinsha, Sichuan Province, China. Scientifc Reports. 2020(10): 18476.
[8]刘兴源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岩石类型薄片鉴定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500-514页；苏永江《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玉器残片鉴定报告》，前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515-521页。
[9]鲁昊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成分检测及相关问题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9期，第123-142页。
[10]杨永富等《金沙遗址玉器、石器材料研究鉴定》，载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所撰《金沙遗址考古资料集（三）》，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1-80页；王方《古蜀玉器玉料分析及矿源产地调查情况综述》，《四川文物》2022年第1期，第94-105页。
[11]刘建成等《三星堆遗址出土大玉料溯源研究》，《四川文物》2021年第6期，第84-94页。
[12]前揭向芳等《金沙遗址玉器的材质来源探讨》，第104-108页；前揭向芳等《成都金沙玉器的稀土元素特征及材质来源》，第54-56页。
[13]前揭朱章义、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第66-70页。
[14]Bao et al, Nondestructive analysis of alterations of Chinese jade artifacts from Jinsha, Sichuan Province, China. Scientifc Reports. 2020(10): 18476.
[15]王荣《中国早期玉器科技考古玉保护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8-68页；罗彬等《珠宝玉石无损检测光谱库及解析》，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3-179页。
[16]Belyankin. D. S., Donskaya.E. V.,“Thermo-optical Investigation of Actinolite,” Academic Science. 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 Bullet 1, Ser. Geol, 1939, pp.95-104; Beck, “A New Development in Understanding the Prehistoric Usage of Nephrite in New Zealand,” In Leach.F., Davison. J.,ed..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Pacific Stone Resources,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 1981, pp.21-29；王春云、张惠芬《软玉的热谱特征与热转变机制》，《矿物学报》1991年第3期，第251-257页；Douglas.J.G., “The Effect of Heat on Nephrite and Detection of Heated Chinese Jades by X-ray Diffraction (XRD) and 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 载于钱宪和《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2001年，第543-554页。
[17]前揭鲁昊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成分检测及相关问题分析》，第123-142页。
[18]陈显丹《三星堆文化玉石器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第1期，第45-49页；温雅棣、王方、邓聪《金沙祭祀坑出土石牙璋工艺研究》，载王毅、邓聪撰《金沙玉工Ⅰ—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1-239页。
[19]王方《金沙玉器制作工艺的初步观察》，《中原文物》2006年第6期，第77-83页；邓聪、刘珂、黄玉洁《金沙T7903第9号遗存玉牙璋源流考——D状兽头饰牙璋刍议》，载前揭王毅、邓聪撰《金沙玉工Ⅰ—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第211-220页。
[20]张旭东等《首次发现手工业作坊：解读三星堆新的考古实证》，《新华每日电讯》2024年7月24日，第4版。
[21]前揭陈德安、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第5-6页。
[22]前揭陈德安、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第13-17页。
[23]朱章义《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一期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4期，第4-65页。
[24]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第217-220页；杨国忠、刘忠伏《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第199-205页；鲁昊等《基于几何形态学方法对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牙璋”的再认识》，《南方文物》2022年第1期，第247-257页。
[25]施劲松《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2期，第183-212页；施劲松《论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5期，第65-72页。
[26]前揭陈德安、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第16-17页。
[27]朱乃诚《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祭祀图”牙璋考》，《四川文物》2017年第6期，第51-59页。
[28]黄剑华《三星堆玉璋图案探讨》，《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第11-17页。
[29]前揭叶舒宪《女娲补天：以玉为天的信仰钩沉》，第22-41页。
[30]顾问《三星堆、金沙一类“奇异”玉器构图来源、内涵、定名及相关问题研究》，《古代文明》2005年第4卷，第37-63页。
[31]张擎《金沙遗址出土的两件文物介绍》，《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第131-132页。
[32]前揭朱章义、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第66-70页。
[33]李学勤《论金沙长琮的符号》，《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第15-16页。
作者：付宛璐（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徐诗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冉宏林 雷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鲁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通讯作者）
原文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5年 第２期
责编： 昭晣 韩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