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正式对外宣布：馆内所藏5.3万卷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完成，并供公众免费下载。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原主任、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沈津今年5月在天一阁做讲座时曾提及，哈佛燕京和国会图书馆是美国最重要的两大汉籍公藏机构。有意思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裘开明，以及近年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书目提要、数字化做出重要工作的范邦瑾先生，他们都是宁波人。

　　裘开明

　　美国首位华人图书馆馆长

　　哈佛燕京图书馆和中国的缘分从“燕京”二字，就可见一斑。该馆成立于1928年，最初是哈佛燕京学社下面的一个私人图书馆，当时叫“汉和图书馆”，主要收藏中国和日本的文献。197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成为哈佛文理学院图书馆系统的一个分馆，改名“哈佛燕京图书馆”。沈津教授在甬时曾介绍，发展东亚地区学术、保存文献，一直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设立的主要目的。其馆内保存有大量国内罕见的汉籍，是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东亚图书馆。

　　讲到哈佛大学收藏汉籍，首先会提及一个人：戈鲲化。他于1879年自宁波赴美，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中国的中文老师。到美国三年后，不幸在任教期间去世，由他带去的书籍遂成为哈佛收藏中文文献之始。时至今日，戈鲲化身着清朝官服的照片依然悬挂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门厅。

　　真正让哈佛燕京成为汉籍收藏重镇的，则是该馆首任馆长、出生在宁波镇海的裘开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曾评价裘开明是“西方汉学当之无愧的引路人”，就是因为裘开明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征购了大量文献，从而影响了一代美国汉学家的研究。

　　裘开明同时也是美国第一个华人图书馆的馆长。1928年，“汉和图书馆”刚成立时，馆藏中日图书不过6000多册。到1936年，已增长至7万多册。日本侵华时期，许多古籍流散于上海等地，图书馆便购入大批书籍；二战以后，日本流出大量私藏古书，裘开明又多次赴日访书。

　　1966年，裘开明退休时，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东亚文献竟然达到了50万册，是最初的80余倍。而从1966年至今的50余年间，其馆藏数量也只增长了30余万册。据统计，本次数字化的善本文献相当一部分即是裘开明时期所募得。

　　然而，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量的增加，并没有马上引起哈佛大学的重视。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库十分狭小，更一度被安排到了地下室。据记载，裘先生只能用一种海军潜艇用的铁梯上上下下，来回搬书，这也成为了图书馆一景。

　　裘开明的积极性并没有被简陋的条件所阻，他反而更加勤奋研究，发明了影响深远的“汉和图书分类法”。中国传统编目是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虽说国内自民国时就开始采用西方图书分类法给汉籍编目，但因汉籍涉及中国传统的一些学术内容，是西方所没有的，使用起来并不方便。裘开明意识到，这种情况极大限制了图书馆汉籍图书的整理，于是着手将中文、日文古籍分为中国经学、哲学宗教、历史科学、社会科学、语文、美术游艺、自然科学、农林工艺、总录书志九部分，每部分再用四部法进行分类，这样就让西方学者能更快地以西方的知识体系去适应东亚传统学术的图书分类。

　　上了年纪的读者或许还记得过去用目录卡片去图书馆找书的经历，这同样也是裘开明的功劳。70多年前，裘开明学习西方，为汉籍做卡片，著录索书号、书名、作者，并根据罗马字母排序，大大提高了图书馆的工作效率。这种卡片目录在电脑未普及的时代曾被广泛应用。

　　扩充馆藏和发明新式编目法是裘开明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最主要的贡献。据说，退休后的裘开明依然坚持为馆员上编目课。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第三任馆长钱存训曾撰文回忆，晚年的裘开明不顾年事已高，每次授课均达三个小时，兴致勃勃，将整个图书馆的编目、采访、分类等工作一一说明，令当时的馆员受益颇多。

　　1977年11月13日，裘开明辞世，享年79岁。

　　范邦瑾

　　仍在国会图书馆参与数字化工作

　　2013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史馆和复旦大学联合纪念一位鄞县老人百年诞辰。他叫范祥雍，生前长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点校、整理了大量古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大唐西域记汇校》《战国策笺证》《洛阳伽蓝记校注》等整理成果，素为学界所重。纪念会上，一位学者的发言尤其令人关注，他叫范邦瑾，是范祥雍先生的儿子。

　　范家原居宁波镇海，清末太平天国之乱时，从镇海老家迁到上海，一直以手工艺谋生。这种局面在范祥雍先生时得到转变。

　　范祥雍并非科班出身，但一生嗜书如命，文革时期范先生遭抄家厄运，寄居于一间15平方米的陋室内，在大量珍本被抄走的情况下，依然利用有限的条件和个人记忆，做一些古籍整理的工作。范邦瑾正是在这样的家学浸染下，对古籍整理这门学问有了最初的认识。

　　父亲的品格也影响了他。范邦瑾的同学、现在上海大学任教的赵剑敏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无力购置图书，正是范邦瑾伸出援手，主动邀请他去范家看书，从而有“我对范氏父子深怀感谢，且这种感谢一直铭刻在我的骨髓中，并成了我最珍贵的记忆”之感叹。

　　1993年，范邦瑾应邀赴美研究佛教石刻文字；2005年，又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邀请，帮助整理国会图书馆馆内汉籍，并参与数字化工作。今年62岁的他，仍奋战在岗位上。

　　美国国会图书馆始建于1800年。自1869年清政府向该馆赠送900余册汉籍以来，大力搜集汉籍，其馆藏汉籍总量突破百万册，是除中国本土以外收藏中文书籍最多的海外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汉籍的系统整理，始自“二战”时期中国学者王重民长达八年的工作，他编成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一书，后收录于《中国善本书提要》之中。范邦瑾接手此项工作后，发现1947年后入藏的汉籍没有一部系统、准确的目录提要，就开始整理、编制有关书目，并撰写提要。

　　范邦瑾的整理工作，相比于王重民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因战争等原因，大量汉籍散落世界各地；近年来信息化系统的健全则使今人了解的信息远胜前人。这一切均使“孤本”的概念复杂化了。原先“孤本”一般是指存世量极少至仅有几本的典籍，可“几本”的概念也是模糊不清。范邦瑾将此数目定为“三部”，即将各地所藏总数在三部以内的典籍视作“孤本”，以尽可能体现“罕见”的原则。

　　正是因为有严格的标准，范邦瑾著录的大量国内不存的稀见文献更显珍贵，其中也包括来自宁波的珍籍。宁波素为佛教重地，然因种种原因，宁波在唐宋时期刻印的佛经存世量极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南宋绍兴三十二年明州奉化王公祠堂刻本)就是极其珍贵的实物。据沈津先生考证，这里的王公即王庆曾，北宋崇宁年间进士，后居鄞，此刻本为宁波进士史的研究又提供了一处证据。而如杨简、方孝孺、孙鑛、王守仁等宁波先贤所著文献，亦罗列其中。

　　以上种种均可见于2011年出版的范邦瑾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即范邦瑾先生的父亲范祥雍曾长期工作过的单位，这或许也是冥冥中的缘分吧。（来源：东南商报）